李国祥：让田长制成为耕地保护利器

李国祥：让田长制成为耕地保护利器

来源：法治日报

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 李国祥

　　近日，据媒体报道，浙江将推行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五级田长制。各级田长由党政一把手担任，签订耕地保护“军令状”。省级设立总田长办公室，市、县二级设立田长办公室，构建上下贯通的耕地保护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。为保证“军令状”扎实落地，“田长制”将建立离任移交机制，各级田长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办理耕地保护责任清单移交手续，做到党政领导干部接任时接清单、离任时交清单。

　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，事关国运民生，事关中国14亿多人口能否端稳饭碗。当前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。确保粮食安全，耕地是关键；确保农田实至名归，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任务。

　　为了严格控制耕地非农化和防止非粮化，我国土地管理法确立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实行总量控制，占补平衡，先补后占，违法占用，严厉追责。总体上说，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对于遏制耕地减少势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但在现实中，一些地方政府受局部利益驱使，仍然存在着或隐或现的乱占耕地、以劣补优等乱象，导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耕地账实不符、耕地质量下降等问题。

　　耕地占用乱象，不仅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威胁国家粮食安全，而且还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。据媒体报道，陕西为了安排耕地占补平衡项目，在陕北榆林市靖边等县区开垦沙地、林草地，结果不仅导致农灌用水剧增，而且加剧了当地的林地退化和土地的沙化。

　　耕地是农用，还是建设用，对地方来说，经济利益差异悬殊。有的人从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发，认为在“寸土寸金”的发达地区种粮不划算，还有一些人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认知。这些利益驱动和错误认知导致一些地方通过各种变通办法“合法”地让耕地非农化。解决这一问题，必须不断创新治理机制。一些地方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行田长制，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。

　　田长制，旨在将耕地保护和使用等方面的责任落实到具体负责人，然后将卫星遥感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技术手段结合起来进行及时跟踪，形成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，全覆盖无死角的耕地保护新机制，具有很强的制度约束力，对占补平衡全程监管和责任追究落实等难点都有新的突破。且由于其借助了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，可以有效克服人为因素对追责的干扰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打消地方打耕地非农化的念头。

　　当然，由于此前我国在河湖、森林的治理上推出过河长制、湖长制、林长制，但并不是所有“×长制”都能有效发挥作用，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形式主义问题，使得制度落地实效打了折扣。因此，有一些人也对田长制的实施前景持保留意见，担心会出现类似问题。这些担心有一定道理，确实需要引起注意。

　　让田长制成为耕地保护利器，必须要从本源上解决认识问题，确保中央相关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。耕地是中国人的命根子，不能指望他人用耕地养活自己。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，粮食主产区、主销区和平衡区都要保护好耕地，建设好耕地，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。

　　同时，制度落实必须配套更加长效严厉的追责制度。对于造成耕地减少和质量下降的，不管是哪级领导，也不管是出于怎样的地方利益，都要终身追责。此外，还要避免多个领导共同承担责任，结果却没有人实际承担责任，或者找一个下级领导短时间承担责任免去其职务，尔后照样提拔等现象。

　　总之，只有让田长制真正长出“牙齿”，才能确保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打、不能打，也不想打耕地非农化的主意，也才能实现这一制度初衷。